圣公会的灵修:安立甘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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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摘自《基督宗教灵修学史》第三卷 正教及新教灵修

前言

灵修(包含灵性操练、灵性追求等)一词,是现今很热门的话题。不过,如果「灵修」只是一种追求自我的提升、自我的操练,则偏离了基督宗教最原初的精神。因为基督宗教最初的思维是:人不能靠自己得着救恩,正如《诗篇/圣咏》作者所说:「我们的帮助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诗/咏一二一1)。这已清楚地昭示基督宗教不是自力的宗教,而是他力的宗教。因此,「灵修」最终必然回归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将生命奉献给什么?我们最终将降服于谁?」

对基督徒而言,我们发现灵修的最终答案是耶稣基督,祂是纯全、美善、尊贵的上帝独生子:每位基督徒都以独特方式与祂来往。正如祂所造的人类是如此多元,每个基督徒及各个教派都是同源而出,却以不同样式向世人表达上帝真理多元而丰富的面貌。汤朴威廉大主教(William Temple, 1881〜1944)曾说:个别教会对真理的认识都很有限,「没有任何一个人或一群人能说他或他们已尽得基督的全部宝藏」。他并引用圣经「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弗四13),强调教会是旅程中的教会,这多元的教会将会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而我们的任务不是去制造它,乃是去彰显它。

因此,基督宗教好像一幅马赛克图画,每个教派都拥有独一无二、美丽的一片马赛克,亦即对基督真理的认识与体会。然而直到每个教派都愿意将自己所拥有的、珍贵的马赛克,无私地分享出来,且被尊重地放置在她独特的位置上,与其他教派联合在一起时,整幅图画才能跃然于世人面前,而那正是基督丰富而完整的面貌。这正是安立甘对整体教会的思维,也是圣公会灵修最明显的特质;因此,「包容」、「兼容并蓄」(inclusive not exclusive)是安立甘精神一贯持有的思维与态度。

然而,正因为她的包容与兼容并蓄,使圣公会的灵修更格外地显得多元而丰富,也因此,人们很难真正了解圣公会的精神与灵修观念。本文依据英国神学的三个特征:历史、哲学、实践(社会伦理)来概要地介绍圣公会的灵修观。首先从实践面着手,也就是安立甘最明显的一个特质:「团体性」。接着谈形塑安立甘精神的英格兰宗教改革历史;哲学与神学的基础:安立甘的三足权威:圣经、传统、理性。然后再回到实践面,从《公共的祈祷书》谈其在圣公会灵修的角色、价值与意义,以及丰富的灵修文学遗产。最后,藉由几位当代圣公会学者论述圣公会的灵修特质作为结论。但在此须先说明,这仍不足以代表「所有」圣公会的灵修观,因为圣公会独特的宽广与包容性,使普世圣公会的多元性,实难以令笔者以此文来涵盖之。

安立甘的团体性

圣公会(Anglicanism)可音译为「安立甘宗」,是由「英国的」字根发展而来。在台湾的教科书中,常译为「英国国教派」。圣公会随着英国殖民地的开拓,扩展到世界各地;但在美国独立革命之后,为了表示与「英国」教会的区隔,且不愿意效忠英国君主,而成立「主教制教会(Episcopal Church)」以区隔与英国教会的关系,一般称为「美国圣公会」。除此之外,对于Anglicanism一词也有不同的「本地化」翻译:日本称为「日本圣公会(Nippon Sei Ko Kai)」,意译为「日本圣而公之教会」:而1998年成立教省的「香港圣公会(Hong Kong Sheng Kung Hui)」,便以粤语发音作为教会的名称。

因此,圣公会在各地的发展与建立,皆表达其特有的「地方性」,各地圣公会使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自己的教会团体,依地区或国家组成教省(Provinces),每一教省发展自己的《公祷书》、圣诗、宪章与规例。各地的圣公会皆有其自身的特质与自主权,而非有相互隶属的关系。藉由与英国圣公会坎特柏理大主教(th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的关系,而彼此共融团契,共组「普世圣公会(Anglican Communion)」。所以,英国圣公会的坎特柏理大主教,一方面是英国教会的宗主教(patriarch),另一方面也同时是普世圣公会的精神领导,但其并未实质拥有统驭普世圣公会的权力。每十年所召开的全球圣公会主教会议:「兰柏会议」(Lambeth Conference)更具体地象征安立甘精神中「彼此团契共融」的关系。由此可知,安立甘的精神与灵修,并非去寻找一套最高的神学权威,而是在地方的差异性之间寻求平衡与和谐。

安立甘的精神一直都是「团体性」的,不仅涵盖英格兰地方的各个宗教思想、社会处境,不同时代的神学家、牧师、国家元首、信徒所共组英格兰的安立甘精神;也包括了普世圣公会在各地的文化处境特殊性所酝酿不同的圣公会立场和形态,而彼此间也形成了一个团体的普世安立甘精神。不单如此,从初代教会以来的基督信仰世界,在历史中形成了公教会、正教会,以及新教系统,圣公会强调不同教派教会间的合一关系、接纳不同的神学立场与传统,也呈现出安立甘精神的「包容」。

因此,从历史性、共时性的面向视之,皆反应出安立甘精神的「团体性」:那就是历代基督徒对信仰的反省和对话,都是圣公会的信仰资产,不同地区的圣公会、教派间的共融合一关系,也都是安立甘精神的表达。圣公会向来都不愿意由单一的神学思想系统所「独霸」;反之,她将自身放在一个更宽广、更不被定义的位置上,即使这些不同、差异将带来内部的冲突与不安,但透过更多的聆听、分享、对话:透过与基督、与信仰团体,继续在朝圣的旅程中祈祷与分辨,这动态的过程将让我们发现真理,也被真理所启发。圣公会乐意视自身是由不同的人、事、思想、地方所共同汇集、分享与对话的教派。

因此「合一」这议题,在安立甘精神与灵修便显得十分重要。不过,「合一」却不是「划一」,如何让这么多样的人、事、思想连结在一起?有一句神学的座右铭:Lex orandi.lex credendi,意思是「要知道一群人所信的为何,看他们如何祈祷便能得知」,正可以代表圣公会灵修的精神。当我们与其他教派比较时,我们发现圣公会没有特别的圣公会神学,不以某些神学观点做为主要的神学思维;圣公会没有中央式的权柄,如同天主教会;她没有信条,如同长老会的《韦斯敏特信条》, 即使圣公会有所谓的《三十九信条》,但它也没有如此的权柄。

相反地,圣公会钟情于《公祷书》,并以它做为圣公会神学、灵修及信仰实践的指引。《公祷书》是普世圣公会的崇拜核心与指导手册,在多元并存的神学思想脉络中,它一方面反映圣公会的崇拜重视地方自主与特殊性,另一方面也强调团体性背后的「团契共融(communion)」。各地圣公会使用自己的语言翻译、整理、修改《公祷书》的内容,反应出普世圣公会的崇拜具有的地方性。但另一方面,《公祷书》更突显普世圣公会「共同」的崇拜关系,虽有不同的语言、修订版本,但拥有相似的崇拜的框架与礼仪,使得在各地崇拜的信徒,非仅与堂区「内」的人一起崇拜,也与整个教区、教省,及普世圣公会的所有基督徒一同崇拜。也因此,使用《公祷书》表达安立甘精神中,「共同」崇拜、彼此合一的共融。然而,「一起崇拜」并不等同于「一个崇拜」;《公祷书》的崇拜追求的是「共同」而非「一致」、「独一」。正如《公祷书》所教导:「我们虽众,仍属一体,因为我们都是分享这饼」,普世圣公会在团体中,邀请上帝独特创造的教友与教会,一同敬拜上帝,在一体中彰显个体的多元性。

形塑安立甘精神的英格兰宗教改革历史

圣公会对于团体性、共同崇拜的重视,以及对于差异的包容与接纳,是建立在英国教会历史的脉络之中。圣公会在体制上的形成,可以追溯至英国国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1509〜1547)的离婚和财产继承危机。1534年通过一连串法案,脱离罗马天主教会,历经爱德华六世(Edward VI,1547〜1553)、玛丽皇后(Mary I,1553〜1558),伊莉沙白一世(Elizabeth I,1558〜1603)的宗教安定政策(The Elizabethan Religious Settlement),以及1563年的《二十九信条》。英格兰的宗教改革运动,在短短半世纪之内,夹处在欧陆的宗教改革与罗马的天主教之间,历经不同的神学路线与立场,在各方「极端主义」的历史震荡中,圣公会藉由历史突显出一套安立甘的精神:「中庸折衷之道(via media)」。

事实上,英国圣公会的形成并不能脱离当时的政治、社会脉络。从亨利八世为了王位继承与离婚问题和罗马教宗决裂开始,英格兰的宗教改革便充满了政治考量,甚至到爱德华的新教运动、玛丽的公教会运动,英格兰的宗教改革都是由国王所引领的。而且爱德华和玛丽更摆荡在新教与天主教的极端之间,许多人在急进的宗教与政治变迁中受害,也让国家陷入更大的不安中。继而继承王位的伊莉沙白一世,便以「宗教安定」为目标,不得罪玛丽所遗留的天主教势力,却同时回复爱德华的新教路线,以完成圣公会的新教改革。

伊莉沙白所反应出的安立甘精神,彻底是目的性的实用取向,她对于安立甘神学的判断与决定,并非完全基于神学的思考与反省,而是避免极端主义、过于新教或天主教而进行「折衷路线」的宗教立场。以《公祷书》对于圣餐的神学变迁视之,从1549年的采取信义宗立场,到1552年的慈运理立场,在伊莉沙白的引领下,1559年将两者立场结合,并没有为任何神学做任何决议与判断。1563年修改《四十二信条》为《三十九信条》,1571年通过作为英国教会对当时处境的告白,也标志着圣公会对于不同于罗马天主教及新教立场的「折衷路线」。

从英格兰的宗教改革来看圣公会的「体制化」,皆「反应」也「形塑」出安立甘的精神。首先,英格兰的宗教改革是为回应当下政治、经济、社会处境,而非产生神学性的论证;正如亨利八世企图解决国家、教会与罗马教宗之间的张力关系,而伊莉沙白则在面对各类极端的宗教变迁和社会动荡,「务实」主义是安立甘精神的一部分。再者,正如本文所要强调的「团体性」,虽然圣公会体制化的初期,似乎完全由君主「个人」主导,而不同的君主有不同的改革立场,但安立甘的精神并未「完全抛弃」任何改革立场。在英格兰教会史的教训中,伊莉沙白以折衷路线包容不同争论的神学立场;英格兰宗教改革是透过时代中的神学概念和君主所「共同」生成的,而伊莉沙白可视为半世纪宗教改革的「集大成」者。

然而,英格兰宗教改革虽以「折衷」作为最终的精神,但非意味「安立甘主义不具有任何的神学立场」。安立甘精神是在各个神学思潮中找寻平衡点,一面继承大公教会的传统,一面呼应新的神学反省;而伊莉沙白也决定让圣公会重视「集体」的崇拜信仰,全英国教会维持一套共同的《公祷书》崇拜,而非倾向清教徒(Puritan)所重视的「个人」信仰经验。也因此,英格兰宗教改革的历史过程突显安立甘精神的核心,亦加强形塑安立甘精神在「团体性」、「折衷主义」的特殊性,企图在天主教与新教的争辩中找到平衡点。伊莉沙白的改教时期,胡克(Richard Hooker,1554〜1600)更进一步表明圣公会与清教徒立场的差异,更酝酿与奠定后世圣公会的灵修观(安立甘精神)。

安立甘的三足权威:圣经、传统、理性

虽然所有基督新教都强调自己的根源是来自基督及初代教会,但却没有一个像安立甘这般地肯定自己与历代教会「从未断裂」的关系。经历宗教改革且分享宗教改革精神的圣公会,在灵性上与宗教改革前的英国教会是「同一」教会。圣公会自我意识,是由初代教会一脉相传而来的:但不可否认,她受到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影响。相较其他改革的新教,她保留更多中世纪教会的礼仪及结构,由于兼具「大公」与「改革」的特质,而成为「桥梁教会」。

「中庸之道」或称「中间路线」,这词汇是十九世纪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表达圣公会是介于罗马天主教及改革新教间的教派。圣公会常自称既是「完全的大公」(fully catholic),也是「完全的改革」(fully reformed)。圣公会作为大公教会的一员,跟随初代教会的足迹,继续持守圣经、信经、 崇拜以及历史性的圣职。但如同改革的教会,不承认教宗的权柄以及一些天主教会特殊的教义,使得圣公会在改革的教会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所以,圣公会喜欢自称为「桥梁教会」。当天主教会与改革教会交谈时,会发现原来「中庸之道」正是他们在寻找的态度。这也似乎是圣公会在基督宗教中所认知的自我角色。然而,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天主教会已有更多改革的思维,改革宗也采纳了很多大公路线,他们彼此交谈,似乎已不再需要桥梁,「中庸之道」的观念也渐渗入各教派。因此,我们必须自问:是什么根源与基础,形塑圣公会显露于外在的特质?当检视圣公会在不同的时代中自我定义的公式,作为探询的方法,我们发现答案依然是圣公会最喜爱的安立甘三足权威:圣经(Scripture)、传统(Tradition)、理性(Reason)。

圣公会以圣经、传统、理性作为信仰追寻的依据,反应其继承两千年基督教传统,以及十六、十七世纪英格兰宗教改革的时代精神。伊莉沙白安定方案的时代,神学家胡克提出圣经、传统、理性这三重法码。胡克面对的处境,不仅要阐明英格兰教会脱离罗马管辖的意义,也必须对清教徒提出圣经绝对权威的看法有所辩解。因此,「圣经、传统、理性」是胡克阐明「圣公会的权威是什么」这问题的答覆。其后的评论家论及圣经、传统、理性这三者的关系,就像一只「三脚凳」,若拿掉任何一只脚,凳子就会倒。然而,「圣经、传统、理性」权威的三重性并不是胡克首创的,因这不仅符合圣奥思定(St. Augustine,354〜430)的思想,也可在多玛斯(Thomas Aquinas,1225〜1274)学说中看见同样的观念;只是十六世纪的英国教会自觉无愧地,自视为此说的创始者,因她确信自己是英格兰大公教会的延续。

一)圣经

圣公会相信圣经是上帝向人类启示的记录,是圣灵感动下写成的书卷:「旧约和新约,其他称为次经的书,也常常包括在圣经里面」。在教会的崇拜中,读经者在新旧约经课读毕后,会以「这是上主的道」作为结束词,会众以「感谢上帝」回应。于此,反应恭读上主的道是圣公会崇拜的核心;「主日读经表」以三年为一个循环,包括福音书和新旧约的经课,「日课读经表」则是以两年为一个循环。

圣公会彻底是一个圣经的教会,在圣公会信仰纲要(三十九信条)中,肯定圣经在救赎议题上的权威,「圣经包含一切关于得救的道理,那些不记载在圣经中,以及不具有圣经凭据的事情,都不能用以规定人,不能视为信仰的纲要予以相信,也不能视为救恩的需要与必须」。圣公会对圣经的态度,与新教路线的趋近,尤其是圣经在救赎的价值与地位上;因当时天主教在特利腾大公会议中,决议将罗马教会的使徒传统与圣经具有同等地位。不过,圣公会对圣经的权威,亦非一味地向着新教路线倾倒。圣公会也重视「传统」的重要性,且肯定教会传统的正面影响。

(二)传统

「传统是在教会的群体生活之内的特殊知识,是教会对上帝与人类交往方式的了解,一代代传承下来。所以,传统是教会对于上帝之经验进行深思熟虑的产物,是活的、变动的。」

对圣公会来说,传统并不等于「公教会」的资产或神学,而是使徒教会所传承的信仰资产。也因此,圣公会重视在东西方教会分裂前,早期教父所传承的信仰。此外,圣公会并不认为传统是死的、不变的;反之,圣公会相信圣灵持续工作在这个世界,上帝并非在「圣经正典纲目」完成后,就停止对人类的启示,圣经提供一切救恩足够的信息,但上帝也继续启示祂的旨意。因此,传统是教会群体在时间中一同经历上帝的资产。

(三)圣经与传统在张力下的平衡

在不偏颇圣经和传统对我们信仰的重要性的同时,圣公会的信仰建立在传统与圣经的张力和平衡之中。胡克认为:基督徒对于信仰并非是个人的,而是群体性的参与;每个人读经都有其脉络和文化社会情境,读经不可能是透过清教徒式的个人主义。上帝透过教会的使徒传统,一代代传承下来,透过群体对于圣经阅读的共识,帮助信徒在合乎规范的时空脉络中阅读圣经。因此,圣公会批判清教徒的个人诠释的圣经观,重视信仰群体和教会传统的「共同」读经,肯定「传统」的重要性。正如怀特(Francis White,1564〜1638)所说:「圣经乃是活水的泉源,包含一切足够之生命纯水,初代基督之真正教会乃是通道及水管,将圣经中所包含之属天活水输送至其后的世代」。

但圣公会也怀疑圣经的权威:阅读圣经不应当是逐字逐句地、断章取义地阅读,毕竟圣经不是上帝「亲手书写」的作品。圣公会相信「圣经是上主的道」,「因为作书的人受到圣灵感动,也因为上帝透过圣经依旧对我们说话」,圣灵引领人类和教会明了与诠释。但终究圣经的书写是圣灵感动且「藉由人类」而书写,且「正典纲目」的形成是由教会所制订,用来对照及衡量教会信仰,圣经是由基督教群体共同形塑的经典,故圣经有人类的缺点、局限性和错误的可能,在书写过程中有文化与脉络的特殊性。胡克也指出:「我们不一定要遵守圣经中有关教会生活枝微末节的事情」,骏斥清教徒对于圣经的态度(清教徒坚持圣经提供教会生活所有的必要规定和细节),强调圣经不该用于与得救无关的各种信息与知识。圣经虽然表明上帝的启示与道理,但并非「神圣无误」的作品,并非一切知识的百科或涵盖所有知识。

(四)理性

圣经不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唯一」途径,上帝不是被关在圣经之中,而是存在整个创造之中,圣公会肯定「自然神学」对我们信仰的重要性:创造的秩序反应出上帝的意念,且上帝持续活动和现身在创造中,人类可藉由理性(reason)认识祂,透过理性「参与」到上帝的心意中。人类可透过观察一切被造的世界来认识上帝。因此,圣公会的灵修传统肯定:「人类本性是上帝创造的一部份,是照着上帝的形像所造,有自由去作决定:去爱、去创作、去作理性思考,以及与上帝和上帝所造的万物和睦共处」。人类因为误用自由、做了错误的决定,但上帝依旧帮助我们,「最初是透过自然界和历史,通过许多先见和圣徒,特别是通过以色列的先知,将祂自己和祂的旨意启示出来」。圣公会肯定上帝在圣经的文本之外,透过自然和历史启示自己,而人类的「理性」是上帝给的礼物之一。

「理性」作为认识上帝的方式,并非是将教义「条理化」,透过逻辑论证的方式证明,而是强调上帝的启示是「可理解、有道理的(reasonable)」。虽然「理性」是圣公会认识上帝的试金石,但不必然引导出理性主义。圣公会反对「上帝就是理性」的理性主义观念,而忽略了上帝在圣经和传统中的启示。理性应当是圣经和传统的忠实诠释者,所以圣公会重视各式各样的知识、新的思潮对我们信仰的反省和检视:「使用理性辨别诸灵」,这反应圣公会对于科学、人文社会的新知抱持的开放性。另一方面,圣公会并非崇拜理性和各样知识,以理性或自然神学取代上帝的特殊启示;相反地,透过理性的探索而察觉自身的微小和不足,透过理性认识信仰的过程中,「理性更需要恩典」,更加渴慕上帝。

(五)理性是圣经与传统的忠实诠释者

回顾理性与圣经、传统的关系:圣公会对于圣经的态度,不同于清教徒个人主义的圣经观,采取激进的唯奉圣经(Sola Scriptura),而是重视圣经的共同阅读与局限性;但圣公会也反对天主教会在特利腾大公会议的决议,将圣经与教会传统视为双重权威,而高举圣经在上帝救恩议题上的完备。也因此,安立甘精神的「折衷主义」引导圣公会的圣经观,取得与传统的平衡,「理性」便成了安立甘精神思考圣经的重要工具。

圣公会相信:理性是超乎分析或逻辑的,关乎人类思想辨别真理的力量,一切受造物都某种程度地参与上帝的意志,包括人性。圣公会对人性抱持乐观的人文主义:上帝和其受造物(人类)间是连续的,上帝是理性的创造者,显明在祂的创造之中,而创造的秩序也反应出上帝的意志。因此,人类的内在具有良知和理性,可帮助我们辨别是非,也透过创造的秩序认识上帝,甚至藉由理性参与上帝的心意。上帝赐给人类理性的能力,去认识上帝与判别信仰,也成为圣公会在圣经与传统之 间,取得平衡的工具与方法。信仰并非是盲从、狂热,而是有能力思考与反省。

再者,圣公会肯定理性的价值,这引导出自然神学的基础。人类可以透过观察自然、受造物(包括我们自己),而某种程度地认识上帝。也因此,安立甘精神并不排斥科学等各种人类的知识,因为一切知识的呈现,都在陈述与了解上帝。理性帮助信徒除了透过圣经认识、亲近上帝,也透过所学的知识、在自然中的体悟认识上帝。

上帝赐与个人理性与良知,可以认识上帝、判断是非,但圣经不是为个人的诠释与阅读,需要透过共同的阅读与讨论,以避免走向极端与偏差。而传统事实上也就是建立在「集合」教会共同读经,发挥彼此的理性与良知以达到信仰的共识,形成教会的传统。教会在公教会与正教会分裂之前的大公会议(尼西亚会议、君士坦丁会议、以弗所会议、迦克敦会议)中,就在反应基督教会全体的共同意识。而普世圣公会也透过每十年举行一次的兰柏会议,召聚所有圣公会的主教讨论教会的问题,虽然未必对议题有明确的「判决」,但在圣经、传统与理性的平衡和讨论中,展现安立甘精神的力量与智慧。

正如前文所述,安立甘精神强调圣经、传统与理性三者的平衡:缺乏圣经的信仰将失去上帝救赎的特殊性;失去传统的信仰则过于个人主义、忽略信仰团体的重要;而理性则是上帝给予人类的良知与智慧,以取得圣经和传统的平衡。而安立甘精神则是在三者间取得折衷路线,不偏废任何一角。除了在宗教改革时期,爱德华时代重视的圣经:玛丽时代重视的传统;伊莉沙白时代重视的理性。近代圣公会的历史也体现三个权威彼此平衡的力量消长,例如:

·十八世纪约翰卫斯理(Mm Wesley,1703〜1791)在英国兴起的福音运动,偏向改教传统,重视圣经的权威、个人信仰的重生,形成「低派(Low Church)」的一角;

·十九世纪纽曼带领的牛津运动,复兴公教会的仪式与教义,重视传统的权威、使徒统序、大公教会的立场,形成「高派(High Church)」的一角;

·十九世纪以摩理斯(Frederick Denison Maurice,1805〜1872)为代表,企图平衡高派和低派的紧张关系,强调人类理性与良知,将信仰带入社会实践与关顾之中,形成「广派(Broad Church)」。

这多元信仰立场的教会,彼此合一在普世圣公会之中:一方面反应出安立甘精神的三足权威,及其折衷与协调;另一方面也体现圣公会如何透过《公祷书》形成普世的合一团体。

《公祷书》

不同于欧陆其他新教的宗教改革,圣公会这个缘起于英格兰民族、政治因素变革而产生的教派,历经了五百年的变迁,至今这个教派似乎仍因女性圣职、同性恋等议题而尚未安定,她仍然继续备受争议。因此,要理解她的神学及灵修,似乎是困难而难以掌握的。虽然有人喜欢以简要的方法将圣公会区分为福音派、高派、低派、广派、保守派、灵恩派,但是当我们将圣公会区隔为一各自独立的派别,甚至简化为几个领域,这实际上已违反了圣公会最基本的包容与宏观的精神。其实他们不仅不是壁垒分明,甚至有时还互相交错、重叠,他们甚至都不曾互相排挤,意图将对方从圣公会的世界中排挤出去。圣公会的恩赐是把他们彼此紧扣在一起,彼此间没有紧张,却充满了创意的张力。藉此,我们被挑战、被扩张;藉此,我们丰富起来,整个圣公会甚至整个普世教会,也因此更丰富起来。

所以,什么是使这些不同的圣公会灵修传统可以凝聚在一个共同的信仰团体中,成为一群朝圣的子民?圣公会信徒不是亨利八世或伊利沙白的追随者,也不是克兰麦(Thomas Cranmer,1489〜1556)的信徒;圣公会(主教制的信徒)也许看起来象是以组织为特色,但我们也不是唯一有主教的信仰团体,我们不容易自称为Anglican,更不是在祈祷中的海外英国人。但是Anglican却表达出我们是来自一个共同的历史渊源的信仰团体,我们分享同一的灵性遗产。

所以,什么是圣公会的灵修精神?有何独特之处?在前文提及的Lex orandi,lex credendi(要知道一群人所信的为何,看他们如何祈祷便能得知)这句话,便可以代表圣公会灵修的精神。首先,《公祷书》成为圣公会神学、灵修及信仰实践的指引,从祷文的选择、编排、写作,到日课读经表的经文选择与安排,再到礼仪规则所描写的礼仪行动,以及所允许的通融及变化等等,都将神学与信仰生活,藉由在一起的公共崇拜传递出来。其次,圣公会神学对信仰传统赋予极高的价值,因为认知教会团体在敬拜时,第一要紧是以言语清楚地表达教会的神学,并且修订它、也传承了它。也因此,礼仪倾向以一种一致性综合的原则,将教会与社会的关系与传统结合起来,故此更意味着圣公会的神学是相当地道成肉身。

然而圣公会的灵修不能简化为仅是一种祈祷生活的描述,或只是《公祷书》,或仅仅包含于三十九信条,或仅限于三级教制。是的,三十九信条在英国教会有其历史的地位,但却非形塑全体圣公会的历史;《公祷书》在不同的国家代表不同的意义;至于三级教制,却因对按立有各种不同的理解而备受挑战,而最先受争议的,是女性圣职的按立。那么,是什么形塑了圣公会的灵修,而影响了《公祷书》?有三个主要而深刻的影响:早期教父著作、圣本笃会传统、沙林礼仪书(Sarun Rite)。

一)早期教父著作

圣公会看重早期教父著作,早在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初期,主教安得烈(Lancelot Andrewes,1555〜1626)就精确地说明出圣公会的这个态度:「一部由上帝自己浓缩为文字的圣典、两部约书、 三种信经、四次大公会议、五个世纪及那一时期的系列教父……决定着我们信仰的界限」。上个世纪,要成为圣职者在圣公会神学院的第一年训练,必须扎根在早期教父著作。英国的改教家不单只在教会组织结构,更努力回归初代教会的崇拜,回归教父们关于礼仪与崇拜的观点。

在英国的改教时期,对早期教父的重新发觉,并追寻教父们的敬拜形式,是很重要的因素。这个遗产的研究,散布在《公祷书》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例,就是圣屈梭多模(St. Chrysostom,347〜407,天主教翻译为金口若望)祷文,它被放置在每日早、晚祷结束前一起诵读的祷文之一,这也是形塑圣公会灵修重要的遗产。这个祷文是克兰麦从圣屈梭多模礼仪(属东方教会拜占庭礼仪)的拉丁文译本发现的,我们虽不确定它是否真的源自于第四世纪的圣屈梭多模,但它却简洁而有力地陈述了共同祈祷的神学,乃是建立于基督的应许:「若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祷告,主必在他们中间」(太/玛十八19〜20)。因此不管团体大或小,都能怀着信心祈祷。而我们所祈求的一切,也效法主耶稣基督单单求天父的旨意成全:「我们所愿所求的,若是为我们有益,伏求主允准」〔太/玛二十六39)。并最后恳求:「叫我们今世明白主的真道,来世得享永生」。

此外,在圣公会礼仪崇拜中颇负盛名的晚颂赞,其中邀请诗恩光颂(O Gracious Light),乃是第四世纪圣巴西略(St. Basil the Great,330〜379)所作的古老诗歌。古老教会晚间崇拜吟诵这首圣颂时,会佐以点烛礼,燃点夜晚的烛光,象征耶稣基督:「恩慈之光,天上永生圣父纯洁灿烂辉煌,耶稣基督,神圣当颂扬……」,颂唱这首邀请诗时,应带着喜悦的心情和声调。

这些正符合克兰麦在1549年第一本《公祷书》的序文中,所言明公祷书编写的目的之一是:「回到教父的教训,使人朝向敬虔,去除不必要的礼俗(或迷信)」。